有的将1124.1吨硫酸钠废液，分30次从浙江运输到江西浮梁县山洼处倾倒；有的将6罐车具有危害成分的废液从江苏运至江西峡江县，倾倒至乡村水塘……近一个月以来，江西宣判了多起跨省倾倒危废案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危废产生量逐年增加。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196个大、中城市的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498.9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84.3万吨。

　　记者调查发现，在大部分危废得到科学有效处置时，也有少部分危废被跨省非法倾倒、掩埋。这些危废犹如“生态炸弹”袭击乡村，既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又产生了巨额的环境修复费用。

　　针对非法跨省排污乱象，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既要坚持零容忍、严打击，更要注重源头治理和长效机制建设，坚决防止“生态炸弹”破坏美丽乡村。

　　5个月内非法倾倒危废30次

　　洞口村位于“国家级生态县”浮梁县，是赣东北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一条清澈的小河从中穿流而过。

　　2021年1月4日，村民们在等待两年多后得知，曾给洞口村造成巨大污染的一家浙江企业被判赔300余万元用于生态修复等，6名相关人员还因污染环境罪被判刑。

　　村民饶桂生是这起污染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他家距河边只有一二十米远，小孙子常常在河畔嬉戏玩耍。2018年7月份的一天，小孙子的皮肤突然多处起泡，并逐渐溃烂，医生诊断之后认为是皮肤中毒引起的。为了给孙子看病，他家花去医药费近万元。也是在那段时间，洞口村的村民发现有外地车辆在村庄附近倾倒不明液体。

　　“我们用的山泉水突然开始冒起很多泡沫，发出刺鼻的气味，河中的死鱼死虾越来越多，有村民怀疑是河水被污染了。”饶桂生说。

　　村民们开始着手调查污染源。“有一天凌晨，我跟踪到一辆浙江牌照的大罐车，发现它在排污水。于是，我立马打电话叫了四五个村民将大罐车拦住并报警。”洞口村村民商冬华说。

　　很快，环保执法人员和公安民警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锁定了犯罪嫌疑人。2018年8月，浙江海蓝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民以及吴某良等6人被刑事拘留，其中4名浙江人，2名江西人。

　　浮梁县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3月3日至同年7月31日近5个月时间里，这伙犯罪分子连续作案30次，共倾倒硫酸钠废液1100余吨，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经检测，槽罐车内的硫酸钠废水中，叠氮化钠含量为2096mg/L，远超3mg/L的标准值。亲水而居的村民，不得不重新寻找水源打井取水。

　　随意倾倒污染物，既破坏了环境，还产生了巨额的修复费用。经环保机构鉴定，浮梁县两处受污染地块的生态环境修复总费用为216.8万元。

　　2020年12月29日，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也宣判了一起跨省非法运输掩埋医药废物案件。来自江苏、浙江等地的四名男子为获利竟然从湖北运输医药废物到东乡区掩埋，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记者近期来到受污染地块，这里曾掩埋了约120吨医药废物，大量危废泄漏而出，产生大量挥发性气体。虽然污染物两年前就已被转移处置，但空气中依然飘散着刺鼻的气味。

　　“2018年6月，我们到达现场时闻到化学药品的气味很浓烈。相关部门经检测后发现，填埋场地检出的镍、苯、三氯乙烯、乙苯均具有毒性，其中总石油烃超标准值306.94倍。”抚州市东乡区生态环境执法监察大队长李伟说。这起跨省排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积极开挖处置这些污染物，已花费近300万元。而据有关部门的评估，后期生态修复费用还需500多万元。

　　跨省排污的“生意经”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跨省排污已形成一条日渐成熟和隐蔽的产业链，从产废单位到业务中介，从运输接应到掩埋处置，各环节环环相扣。

　　——层层转包赚差价，危废处置价格遭“剥皮”。4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这4个数字背后是一条跨省非法转移处置危废的层层转包链条。“从产废单位到业务中介再转手给填埋处置方，经过层层转包后，一吨医疗废物的处置价格从4000元被压缩到只有正常价格的八分之一，最终只能靠非法倾倒来赚钱了。”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法院法官陈芳说。

　　——非法承揽处置业务，随意倾倒坑害乡村。在跨省排污案件中，绝大部分承揽危废处置生意的企业都无危废处理资质。在浮梁县跨省排污案件中，吴某民明知吴某良没有处理废水资质，依然将公司产生的硫酸钠废水交由吴某良处理。根据同伙的供述，有一次在浮梁县倾倒硫酸钠废液后，他们曾将这些废水样品送检化验。化验结果表明，就污染程度而言，这样的50吨废水可以抵得上1万吨生活污水。有同伙告知吴某良这一检测结果，但吴某良仍坚持要将这些废液运到浮梁县进行倾倒。

　　“由于犯罪分子没有处理危废的资质和手续，他们就用普通的货车或者槽罐车装运危废，有时在深夜把危废运到两县交界处的荒山上倾倒，这样很难被发现。”李伟说。

　　——内外勾结手法隐蔽，掩埋罪证逃避监管。在一些跨省排污案件中，犯罪分子作案手法日趋隐蔽，往往买通当地人带路，将污染物倾倒在乡村的山洼、河流等隐蔽地带，以掩人耳目。例如，在浮梁污染案中，吴某良每次以1000元的带路费，叫两名江西籍同伙将负责运输环节的李某贤带到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及湘湖镇洞口村的荒山上倾倒硫酸钠废水。

　　2020年12月17日，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也宣判了一起跨省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案。犯罪分子为了掩盖罪证，竟将6罐车废液直接倾倒至峡江县罗田镇眼头村的水塘中。

　　走出“企业污染、百姓遭殃、政府买单”困境

　　受访执法人员表示，面对这些外来的“生态炸弹”，他们有时防不胜防，在查处案件过程中面临发现难、处置难、修复难等多重困境。

　　“这些犯罪分子作案手法隐蔽，很难抓到现行。而且由于不具备专业处置能力，他们采取无序倾倒方式，倾倒危废数量大、品种多、成分复杂、危害性大，带来开挖难度大、鉴定成本高、修复工程大等问题。”李伟说。

　　而在办案法官陈芳看来，面对巨额的生态修复费用，部分犯罪分子并无能力赔偿，导致此类案件容易陷入“企业污染、百姓遭殃、政府买单”困境。

　　业内人士介绍，从整体来看，我国在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面已取得积极成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2019年，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了危险废物专项治理工作，全国共排查400余个化工园区以及2万多家重点行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持有危险废物许可证单位的危险废物环境风险，消除环境风险隐患。相比2006年，2019年危险废物持证单位核准收集和利用处置能力、危险废物实际收集和利用处置量分别增长1709%和1098%。

　　针对少数不法分子非法跨省排污乱象，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既要坚持零容忍、严打击，更要注重源头治理和长效机制建设。

　　首先，强化跨区域危废转移处置监管，建立部门和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加大违法犯罪打击力度。专家建议，充分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危废智能监控平台，让每一种危废都有一个“源代码”，每一次转移轨迹都可追溯，实现辖区内危废底数清、去向明。

　　其次，通过技术提升，从源头上减量减排。“一方面，对危废的综合利用和处置进行‘提质扩容’，促进专业化、规模化、资源化利用处置危废；另一方面，鼓励企业推广清洁生产，从原料选择、工艺设备改造提升等方面节能减排。”上海一家环保中心的业内专家说。

　　此外，普及危废知识，提高环保意识。在陈芳看来，许多污染环境犯罪行为人对危废和自身行为后果认识不足，往往因为蝇头小利，而给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要进一步普及危废污染防治知识，做好法律法规政策解读，增强公众法制观念和环境保护意识，共同守护生态环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