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科研“减负”行动，正迎来实实在在的效果：科研人员在项目申报、结题上的花费时间均有所下降。

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石长慧团队的研究结果。石长慧长期从事科技人才政策研究，过去10年，他的团队对科研人员的职业倦怠做了4次测量，结果发现，2010-2020年，科研人员的职业倦怠总体呈现先升后稳的态势，其中，36-45岁、副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所占高度倦怠的比例更高一些，这些正是当打之年的青年学者。

“保障时间就是保护创新能力！”在2021年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机制，让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

石长慧团队对科研人员的时间利用做了调查，对比2011年和2020年的状况，科研人员总的工作时间和用于科研的时间都有所增长，同时用于行政事务的时间在减少；从2005年到2019年，科研人员全年用于科研项目申报、中期、结题平均花费的时间，也有大幅度的下降。

但调查同时发现，仍有相当比例的科研人员认为“科研时间不够用”，原因包括科研任务重、项目日常管理占用时间多、单位行政活动占用时间多等几个方面。

“这些年，青年科研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对经费、对职称的竞争。”石长慧说，激烈的竞争导致青年科研人员投入科研的时间越来越长，结果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反映在职业倦怠上就是倦怠程度有所上升。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上，一位985高校青年教师坦言，“学校每年都对老师有明确的考核指标，如果达不到指标，年底就没有绩效，这个绩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他还表示，今年立下军令状要拿“帽子”，为什么要拿“帽子”？因为可以带来“票子”和项目。学校向他允诺，“拿到一个‘帽子’工资翻倍，科研项目优先资助。”

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董媛香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青年学者与其他行业的年轻人一样，刚开始大都薪酬不高，在博士毕业去高校就业时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她认为，要秉承长期主义，在满足基本需求后，投身到具有长期价值的研究中。

石长慧提到，2015年之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力度，出台了很多好政策，2018年以来，科技部等部门还开展了科研人员“减负”行动，对科研人员职业倦怠的上升起到了对冲作用。

此外，这些年的科研投入也在持续增加，比如科技部的重点研发计划，扩大了青年科学家申报项目的比例。财政部也强调，基本科研业务费用于支持青年科研人员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年度预算的50%。

“总之，‘减负’行动产生了显著效果。”石长慧认为，今后要做的是，加大科研经费的稳定支持力度，配备专业的财务助理和科研助理，让科研人员有更多时间投入科研工作。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鄂维南也从科研人员的角度呼吁“不忘初心”。

“为什么要做科研？”他在论坛上抛出这个观点，“如果为了挣钱，你干别的可能更好。”

鄂维南发现，现在本科生拼绩点拼得厉害，他们很早就找老师做课题写论文，但有的学生对科研内容并不理解，趋之若鹜的原因是“给保研添分数”。他呼吁，科研人员要研究真问题，知道自己的研究能够在哪里应用。

“青年学者经历了博士、博士后等阶段的锤炼，最终进入学术圈，相信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数都对研究感兴趣，那么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一部分人初心不再？”北京大学副教授董彬提出这样的疑问。

他说，“我们一边说要破除‘帽子’，一边又对各种‘帽子’和奖项津津乐道，习惯性地把‘帽子’和学术水平画等号；在一些评审中，非学术因素占比较高，从而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也使得青年学者难以保持初心。”

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崔鹏认为，“帽子”“票子”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引导机制，总体来讲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把精力放在创新研究上，这是在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鼓励和调配的手段。但同时，需要引入额外的机制保证公平，建立一套更有利于青年学者的发展机制。

他认为现在一些高校推行的预聘——长聘制，如果恰当执行则是有利的机制。这套国际通行的评估机制，某种程度上把之前走歪了的评价体系拽了回来，拽回到科研人员评价的正确路径上。

“帽子、票子，其实都是面子，我们应该更强调里子。”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山世光结合自己的科研经历，分享了他的思考，“我们要有强大的内心，而且要想方设法去锤炼自己，独立思考，不过多地受到帽子、票子的影响。”

他解释道，人的动力分为两类，一类是靠自我驱动，一类是靠外部驱动。年轻人要发展自我的内心驱动，做一个为理想、梦想、好奇心、兴趣而奋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