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49年“黑户”

　　多年来过得像影子，任富珍终于有了身份证

　　任富珍(右)展示自己的户口簿、身份证。

　　任富珍激动流泪，民警张霞为其擦去泪花。

　　“感觉和做梦一样！”“有户口，有身份证，才是真正的人啊！”12月18日下午，雪后初晴。任富珍坐在自家新房外间的小方桌后，一边剥豆子一边交谈，不时开怀大笑，声音洪亮。红色针织帽下，是一张红扑扑的脸。午后阳光里，被玫红色冲锋衣外套包裹着的她，讲起话来中气十足，整个人透出热腾腾的感觉。与窗外薄雪覆盖下的萧瑟田野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天，49岁的任富珍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赵艳芳 孙非

　　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身份

　　一度活得像个影子

　　离家32年，在他乡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孝顺懂事，丈夫忠厚老实，三口人的日子不富裕却也算安定。而任富珍的身份问题，一直以来是全家人的心病。这一次，任富珍的身份，终于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承认。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了！”

　　时间倒推到1988年。17岁的任富珍与几个同乡一起从甘肃定西来到山东打工。没上过学，没什么劳动技能，打工生涯并不算很顺利。离家两年后，经人介绍，刚成年不久的任富珍与利津县汀罗镇建华村村民杨景瑞结婚。说是结婚，因为任富珍的身份问题，两人一直没在民政局登记。直到今年12月份之前，杨家的户口簿上，一直只有丈夫杨景瑞和儿子杨崇礼两个人。

　　50亩地、20只鸡、6只羊，儿子长大成人，三年前盖了新房。桩桩件件离不开任富珍的付出，半生精力全部倾注在这个家庭。可在法律意义上，任富珍这个活生生的人，一直游离在这个家庭之外。

　　任富珍所在的建华村，是汀罗镇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全村不足十户人家。通往村子的小路，至今还是一条从水泥路上延伸出的土路。村里人家的房子，都没有院墙，房前屋后的陈设，直面四周的田野。远远望去，八九座没有院墙的灰色房子，孤零零地落在一片被一层薄雪覆盖的大地之上。这就是30多年来任富珍全部的活动范围。

　　尽管人口稀少、消息闭塞，任富珍的“身份之谜”还是成了村民谈论的话题。“他们说，我没有身份证，是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我这个人脾气倔，就不听他们的，没有身份证咋了？我不还是照样干活！”聊起村民关于自己的闲话，任富珍情绪有些激动。

　　任富珍的身份问题

　　曾在一个圈圈里打转

　　实际上，长期以来，固执的任富珍对自己的身份问题没那么重视，但来自家人的压力不断影响着她。一个人没户口，这算咋回事呢？

　　“孩子周围的人都说，没有身份证不行。孩子他爸为这事也和我闹。”有一次，任富珍和杨景瑞去镇上派出所咨询户口问题，赶上平时接待自己的民警不在，任富珍打算回家干活儿。没想到，一向好脾气的杨景瑞发了火：“回家干那个破活儿做啥？全家都为你这个户口着急！”印象里，这是任富珍头一次见到杨景瑞发这么大的火。

　　今年9月，任富珍来到利津县公安局汀罗派出所，提出想办理身份证。

　　要办理身份证，需要首先明确户口信息，任富珍一直没在汀罗镇落户。按照正常程序，公民办理户口迁移后，相应业务可以在新的户籍地办理。汀罗派出所户籍民警张霞很自然地登录公安系统内网，想查询她的身份信息。任富珍不识字，更不会写，连自己的名字是哪三个字都不清楚，只是知道个读音，甚至自己的出生日期，都不知道是哪年。根据任富珍提供的同音字，张霞将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检索一遍，都没有结果。

　　“系统上查不到，不代表没有她这个人。”好在任富珍知道自己原籍在哪儿。张霞联系到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城关派出所，请对方帮助核查任富珍的户籍信息。大约两星期后，对方回函，称1971年出生的任富珍在当地仅有身份证出生编码，无户口。也就是说，任富珍其实一直是个“黑户”。

　　任富珍的“办证之旅”难度又增加了一重。按照正常程序，她需要先返回原籍地办理落户，有了户口，迁移才能成立。可她没有身份证，无法购买火车票、汽车票，别说回甘肃，出山东都是个问题。

　　办身份证需要有户口——落户要回原籍——没有身份证根本回不去。任富珍的身份问题在这个走不出去的圈圈里打转。

　　常规程序走不通，张霞想到的是“非常规操作”。经过上级单位批准及双方派出所沟通，张霞决定为任富珍异地办理户籍业务。

　　9月，张霞第一次与甘肃定西警方联系，明确了任富珍的身份情况。10月，任富珍向汀罗派出所提出落户申请。11月，进行“涉拐”案件儿童信息采集，确认数据库里没有任富珍的信息，人像比对也没有相似的匹配对象。在“涉拐”案件儿童信息采集表的签名栏里，不会写字的任富珍把自己的名字“照着样子描了一遍”。12月，张霞对任富珍、杨景瑞及其所在村的村书记进行了询问。

　　12月4日，任富珍的名字，终于出现在杨景瑞一家的户口簿上。很快，任富珍的身份证也办下来了。

　　全家终于在户口簿上团圆

　　离家32年她想回老家看看

　　拿到身份证的这天下午，任富珍家中来了一屋子人。在方桌边剥豆子的她，很自然地成为谈话的中心。休假回家的儿子杨崇礼，靠坐在堂屋沙发的一端，姿态放松，话不多。时而看一眼外间正在大声交谈的母亲，蓝色口罩上缘露出一双微眯的眼，即使隔着口罩也一直能看出笑意。

　　丈夫杨景瑞也没往人群里凑，待在自家老屋收拾棉桃。“这回在一个本子上了，放心了吧？”张霞问道。杨景瑞停下手里的活，抬头嘿嘿一笑，“放心了。人一辈子，没有个户口，不像个事儿。”杨景瑞站起来，嘴边笑出了三道褶子。

　　1957年出生的杨景瑞，足足比任富珍大了14岁。1990年，33岁的他终于讨上了媳妇。那时外出劳作，伙计们常打趣他，“家里有个这么年轻的媳妇，放心不？”杨景瑞讨到媳妇不容易，这么多年来两人一直没在民政局登记，难说他心里没有过担心。

　　儿子长大后，任富珍逐渐与甘肃老家取得联系，得知自己的老母亲尚健在。离家32年，家乡的印迹只剩下她改不掉的西北口音。拿到身份证最想干啥？“儿子娶上媳妇，我们一家四口回老家！”她说。

　　(文中杨景瑞、杨崇礼均为化名)